亲历者谈“趴桌睡着”：吴院士到底讲了什么

吴良镛院士讲座

讲座上睡觉的大学生

讲座上睡觉的大学生

在人民大会堂16日的会议中，吴良镛院士究竟讲了什么，让台下学生如此睡意浓重？活动的主办方是谁，6000名研究生听众又是怎么选拔的？媒体在报道中有没有夸张和以偏概全？凤凰网就这些问题做了后续追踪。

综合往年的活动报道来看，此次活动的名称是“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今年的会议于16日在京举行，邀请了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基础数学家杨乐院士和固体力学家杨卫院士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出席报告会并作了讲话。

从2013年的通稿来看，2013年的报告会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科协、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承办。活动第一次举办于2011年,在次年，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有所拓展，把宣讲教育从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和中央所属研究机构，逐步拓展到了所有高校和中科院、社科院所属科研院所及军队系统教育科研单位等其它研究机构。

活动的参加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科技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国资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有关方面代表。还有北京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负责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专家代表，以及，最重要的，是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近6000名研究生新生。

在这样一场活动中，吴良镛院士究竟讲了什么，让台下学生睡意如此浓重？根据中国青年网的报道，该网站记者根据中国科技网的图文直播内容，整理了吴老的演讲全文，从全文来看，吴院士从“理想与励志”、“选择”、“坚持”、“榜样”“顿悟”五个方向，谈到了学子们的道德实践，并说：“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

针对媒体的报道及泛滥而至的批评之声，一位名叫@逍遥0425 的山东网友表示，他亲自参加了活动，睡倒的同学并没有新闻画面里展示的那么多，并高呼“睡觉这事越来越离谱了！亲身经历一次，才发现媒体有多不靠谱。”从他发布的照片上来看，当时他坐在一楼后三区的第30排，他表示，这个活动是自愿参加的，而且名额很少，他的名额都是先报名抢到的，他们班级39人只有3个名额。在吴老讲课的时候，现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睡觉的特别少，记者发的那几张照片，仔细看的话，很像是同一些人，不同角度拍摄的。他还表示，“6000多人，如果真睡觉的特别多，用的着这样吗？”

吴良镛（资料图）

附吴良镛院士16日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志存高远身体力行》。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候起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提倡的，就当前来讲，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当然，对学术研究腐败的揭露也是屡见不鲜，包括中国、外国，说明真正认识并严格自律并非容易的事。

今天在座的90%以上都是刚入学的研究生，这是你们人生的新阶段，我热诚地希望你们在思想上也能够有一个新的境界。我今天在这里不讲大道理，因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学习资料汇编》上有好多文章已经将一些道理说的很透了。刚才韩启德同志又作了很重要的讲话。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我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跟同学们讨论。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并作为一生追求的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1922年生于南京，当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上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四川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清晨降雨始息。当夜合川城大火冲天，而且狗叫的声音像哭一样，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也遇难了。战乱的苦痛激励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我最终断然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以建筑为专业，这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认识国家社会的发展，逐步对建筑事业发展的需求也就不断加深认识，对它的学习研究也就不断提高。

第二，选择。一个人一生不知要走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细小的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于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间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现在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既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不论是青少年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和实践，几乎处处都要面对困难，也难免遭受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大家以宗白华先生讲的一句话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这是在他写的《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上的一句名言，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幸得良师的指点，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1940年我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加协同创办建筑系，其间多得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言传身教;1948年梁先生推荐我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获益良多。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数学家冯康因独立于西方系统创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誉，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我同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1946年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原本在电机系，后转学物理，又发现对数学感兴趣而转到数学系。数学的事情我说不了，但是可以谈一谈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对他的认识。冯康一度喜爱音乐，将图书馆有关古典音乐的著作借出来逐一阅读，这体现了他即使在业余爱好上也拥有钻研而广博的科学精神，在各方面日渐渊博，最终成为“有限元”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国际瞩目。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如果他将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但是他选择回到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主编了《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他的一生，参加了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至今我敬佩不已。建筑与规划专业内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举。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亲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人太多注意，就是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的时候，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学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为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是：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了《北京宣言》，这个文件获得咨询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所以被定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的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的博士生现在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我在1940年代，在战火纷飞中求学，初入建筑之门，学术思想的启蒙。1948年，赴美求学，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1950年回国，投身新中国城乡建设，参与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大项目。这一时期因制度变革、政治经济等局面的变化，有诸多困惑。文革结束后，我满怀激情再次投身于建筑领域的工作中，希望冲破困惑的迷雾，找到建筑学的方向。1981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院士大会，认识到，一方面是双肩学术责任的加重，另一方面是建筑学专业必然要向科学发展，否则难以适应形势的要求。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通过对交叉学科理论知识的涉猎、对古代人类聚落遗址的考察，等等，我认识到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它的本质，即以聚居，说明建筑要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的建筑物要拓展到社会构成。因此，提出了“广义建筑学”。这本著作今年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英文。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广义建筑学”之后，我仍在从各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希望得到新的领悟，基于对传统建筑学因时代而拓展进行种种探索及对国外种种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逐步理解到，不能仅囿于一个学科，而应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研究，需要追求一种不囿于过去的新学科体系，1993年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探讨如何科学地利用空间，实现空间及其组织的协调秩序，即有序空间。人居环境科学始终以人为核心，人应当在空间中安居乐业，所有层次的空间规划设计都为人的生活服务，旨在创造适合于社会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即宜居环境。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全球性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气候变化等问题不断涌现，都推动人居环境科学变成大科学，这是非常有前途的科学。它将迈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科学——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入、对社会中下阶层的关怀等;艺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的创造等。今年9月初，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题为“人居艺境”的展览，将我的书法、建筑、绘画、速写等作品进行展览，我进一步体悟到我们过去所居处的人居环境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美的欣赏和艺术创造，其中蕴含的艺术境界丰富、充实而又深远，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从个体人的生活到社会的运转，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这已超出了我从40年代起所追求的建筑与艺术的并行学习，多种艺术门类以生活为基础，相互交融、折射，聚焦于人居环境之中，在某一门类中有独到之心得，都可以相应地在人居建设中有所创造和展拓，这可以说是人居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中尚有广阔的空间待我们去探索、发掘。

由于建筑设计的事物太庞杂，作为建筑学人，以上所说的是我结合自己学术人生经历的一些体悟，我也很难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把今天的大会主题解说清楚。在座的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学科，但都应当关心多方面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多学科互补、拓展知识面，从而了解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例如，我上面提到的数学家冯康对多方面的研究均有涉猎、融贯综合，植物学家吴征镒既关心国家政治，又专注学术研究。他们都是青年人学习的典范。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在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科学道德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之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

如今，我虽已年逾九十，但仍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随着年龄日增，必然有些事情由于体力不及等原因已经做不了，但是依然觉得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要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愿与广大青年学人一道共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